墨渊书阁MO.YUAN · 阅尽千帆鸡冠山的洞穴张先生的家属于东峪，房后的山叫鸡冠山。听了张先生的叙述后，我们顺便去看了那个山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一带的山脉，大都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上岩石的轮廓线流畅柔和，宛如婀娜少女的肩膀。表土流失部分已露出了白色的石灰岩，其样子很像规整的网格一般。岩石下边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山洞，这就是令铃木少将头痛不已的抗日游击队或八路军的藏身洞。
其中，那个大山洞叫狐仙洞，大人可在洞里站立行走。据当地人说洞里可容纳300余人，而且还和别的小洞穴相连。我们前去参观时，见到洞穴的入口处及里面的洞顶已塌陷下来，不能进去。不过，在半山腰的附近有个入口，由此可知这个山洞从前确实住过人，但现在则无法进去了。
该山洞口已坍塌了一半，都长满了草。洞前竖立着一块写有“烈士洞”的石碑，上面碑文记载着建碑的由来。但石碑也倒塌了一半，看样子也没有很好地保护过。通过当地人以及陈平等先生的介绍，再参考一些文献资料可以证实，日军于1942年4月对鲁家峪讨伐时，曾在此地杀害八路军。
当时，狐仙洞住进了八路军（十三团）的伤病员和卫生兵约30余人。袭击鲁家峪的日军和治安军（傀儡军）约100余人包围了这个山头，并支起了帐篷，架起了电话，洞前还有一部分士兵站岗。因为洞里没有什么声音，日军遂将由别处抓来的农民驱赶进山洞里，让其了解情况。这时，洞里的八路军误以为是日军摸进了山洞，便向洞外开了枪。日军一看洞内有人，便向洞内发射了毒气弹，然后引爆地雷和炸药将洞炸毁。日军还在洞外监视了两天，见洞内已无动静，才下令撤退。后来得知，洞内的人全部被杀害了。狐仙洞附近的几个山洞也遭到同样的残害。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记录，在一般情况下，日军先发射毒气弹，然后用炸药炸毁山洞。对从洞内逃出来的人，或在出口处击毙，或用刺刀挑死。在此次5天的讨伐中，日军在鸡冠山杀害八路军战士72人，伤病员23人，计95人。包括上述的事件，仅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在鲁家峪就杀害了225人。
马兰峪的“集团部落”在鲁家峪的实地调查一结束，我等一行立即转往马兰峪。马兰峪距遵化县城西北约25公里，是低丘陵地带。它是由4个自然村组成的一处极为平凡的村庄。只因清东陵在此，故而闻名于世。马兰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偏西数公里处就是清东陵，它恰好位于丘陵与平原区的结合部。陵区内分别建有顺治、康熙等几位皇帝及他们的皇后、贵妃的陵寑。近代史上曾辉煌一时、阴险狡诈的西太后也葬在此地。清东陵西南125公里处便是北京。近年来，这里已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观光旅游地。
当然，我们不是来观光的。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实地调查一下，当年日军推行“无人区”政策下的“集家并村”或称“集团部落”的真实情况。
据日方的文献记载：设立“无人区”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伪满洲国边境。为此，特在长城线内侧马兰峪至建昌（迁安北20公里）附近，划定了宽46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区域，作为“无人区”，并将“无人区”中所在的村落全部移出。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第232页。为此，日军从1942年9月实施了“冀东（一号作战）终期作战”行动。此次行动的重点之一，便是设立“无人区”。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封锁抗日根据地，还构筑了200多公里长的封锁沟。马兰峪恰好处于“无人区”的最西侧。不仅如此，在实施“一号作战”行动的前后，日军已将“无人区”向长城线的南北两方扩展开来。
马兰峪的幸存者闺子金(右、满族)和萧广(左)
我们在乡长的带领下，来到乡政府的一间屋子里，拜访了两位当年的幸存者。他们是闺子金先生（75岁）和萧广先生（74岁）。闺子金先生红脸堂，留着长胡须，看样子像是满族人。与同席的乡长谈话中，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因这里有清东陵，越过长城便是旧日满洲地带，故而此地满族人居多。他们两位相继给我们讲了下述情况。
“这一带的村庄分散得七零八落的，”闺说，“1941年旧历六月，那年我9岁，日军便在此搞起了‘集家并村’，当时的‘集团部落’在六合村，人们都被集中到了那里。那一年雨水很多，我清楚地记得，刚搬进‘集团部落’不久，那间新搭的小屋便倒塌了。为了重建小屋，又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军又下令在‘集团部落’周围用土和木料筑起了围墙。墙高约1丈至15丈左右，一个围子内，只有一个门。在接到搬入‘集团部落’的通知后，谁要是磨磨蹭蹭的，他的家当即就被点着。原来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凡到‘无人区’打柴的，都要被杀死，种地也是在围子附近。另外，敌人还让村民在马兰峪村的周围转着圈挖了宽8尺、深15丈的封锁沟，并由青壮年轮流站岗放哨。如果八路军来了，就得大声吆喝。封锁沟每隔一段还设置了瞭望塔。”
这里所说的“集团部落”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圈”。日军为了切断当地居民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便强令那些居住在山间僻壤的百姓离开家园，并将不愿搬迁的百姓家的住房、食物、家畜及其他生活用具全部毁坏、烧光。然后，把那些百姓驱赶进“人圈”，以便于日军的监视和集中管理。
但日军也清楚，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赶出家园，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强烈反抗。曾任当地最高指挥官的铃木启久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用武力强制居民撤离，引起了他们的怨恨，八路军则借用‘三光’政策来进行反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