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渊书阁MO.YUAN · 阅尽千帆另外，他的祖父也是被日军害死的。有一年，他祖父在别处给八路军放哨时被日军抓住了。敌人先用刺刀剜掉了他的双眼，随后又将其残忍地杀害了。这样一来，他全家6口人中竟有5口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下，活下来的仅他一人。关贞瑞老人说：“如今一干点儿重活儿，伤口就疼。虽说我是个受害者，但从没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
全村人都是证人中国人把上述这些屠杀事件习惯上称为“惨案”，如果将中国人说的“惨案”一词译成日文的话，则用“事件”二字较为贴切。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带有明显的轻视之意，但作为撰写本书的作者，我认为若将每个杀人情节都说成是“屠杀惨案”的话，那么日本读者也就难于理解了。我还在孟子岭一带听取了另外一些当地较为知名的重大事件，如九狐岭事件等等。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件我未能采访到。不过，宽城县的采访结束后，我又对兴隆县进行了调查，其中还访问了一些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中未提及过的地方，如蓝旗营、半壁山、鞍子岭、羊羔峪、栅子沟等地的镇及村庄。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些幸存者，同时也听说在我之前，曾有一位日本女性也走访过这些地方，并准备为此发表论文。虽然本书的对象并非仅局限于“无人区”，但其目的还是想让当今的日本读者去了解一下，日军当年在当地干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不过，像上述这种听证调查方式，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那些已选定的证人，以及他们曾在何地做过几次证言之事，都如实地告知给我们这些外国人，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了。然而让那些已选定的证人把预先准备好的东西，再复述给听证人的方式也有问题。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则很难再打听出一些更详细的，以及更鲜为人知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疑窦丛生的日本人中就有人不相信这种证言了，而且这还成为了一种趋势。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仅对中国人而言的。当年日本人在听取调查战争体验时，不也是同样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式的这种听证条件并非尽如人意，但亲临实地去了解当地的状况，直接聆听幸存者的证言，也是调查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吧。因为要想全面掌握过去的状况及事实，仅从书本或资料中是无法获得的，而且也没有那种亲临实境的感觉。因此我主张，今后日中两国都要继续开展对幸存者的取证调查工作。然而，有些日本人既不脚踏实地地去调查验证一下事实根据，又不相信中国人，甚至还指责中国人的说法是“老生常谈”，对此我也就无言以对了。
虽说作者实地调查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仅向读者描述证言的详细内容和现场状况，也并非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整个“三光作战”而言，我所举证的事例仅仅描述了“无人区”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代表整个事实的全部真相。
但是，作者之所以要举证上述这些事实，目的只是想提醒日本读者们明白这个道理，即当年活下来的那些中国人，一定会把他们当年的痛苦经历，直接地告诉给其后代（子子孙孙）及亲朋好友们。这已不仅仅是幸存者本人的事了，可以说，它已经融入了多数中国人的骨肉亲情之中。
在某个村子里，我曾故意试探着问一位幸存者：“你现在做的证言，有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呢？又有谁亲身体验过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呢？”对此，老人坦诚地回答说：“那几户被杀光的人，当然不会出来作证了，而且，当年亲身受害者们也都所剩无几了。不过，目睹现场的仍有很多人，要说证人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没有受害者呀？可以说，全村人都是证人，无论问谁都一样！”听了老人这番话，围拢在我们身边的村民们，包括年轻人在内，都爽心地颔首称是。
兴隆县城郊外保存的牺牲者墓群，其中有墓碑的是当地村民的坟墓。
尽管如此，我在旅途中仍屡屡苦思冥想：为什么日军抑或说是日本人，当年非要跑到如此偏僻荒凉之地来呢？为什么很多日本人非得死在异国人的强烈敌意和蔑视之中呢？想象一下，当那些气喘吁吁的日本人登上寸草不生的山岩，却突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时，他们吓得四处乱跑的样子吧；再想象一下，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到处杀人放火，甚至于还干下了强奸妇女的这种不耻于人类的卑鄙行为吧。因此，我认为在赞美或把这些先辈们视为英雄之前，出于人类的基本仁爱之情，我本人及我的后代，读者及你们的后代，都不希望再度重演当年的悲剧吧。其实按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到如此荒凉之地来听这些沉重、痛苦而又难堪的话题。但我之所以要到这里来，且又要每天倾听这些沉重的话题，其目的只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证言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并且绝不要重犯当年的错误了（本章中所记录的中国人的话语，皆为同行而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亦是我的学生铃木旭君给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为什么及如何实施“三光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