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军和傀儡政权共同开展的治安肃正强化运动,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是1941年3月至5月,第2次是1941年7月至9月,第3次是同年11月至12月,第4次是1942年4月至6月,第5次是1942年10月至12月。
中国方面指出,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还同时向冀中、冀东、晋中等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战”和“驱逐战”,由此给中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我认为,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实际上就是日军的“三光作战”或中方称的“三光”政策的开始(由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编写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指出:从1941年起,日军将华北地区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种,在“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在“非治安区”[即我根据地的基本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欲彻底毁灭我根据地。另外,“三光”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上,社论题目为“粉碎日寇秋季扫荡”。文中指出:日军在经济方面“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口号,对于我根据地的建设事业更极尽捣毁焚毁之能事”。在以后的社论中也曾多次提到“三光”政策。姬田先生的提法与这些提法是相吻合的——主编校),而此后所述的中方一切损失也就都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了。如此以来,便可以从日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的综合成果上,来了解它是如何去压迫中国一方的。
据日方统计,治安强化运动的结果,包括全华北主要城市、交通线、重要资源地在内的全华北面积的10%已变成了日军稳定统治的“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敌占区”);另有10%以上的区域是共产党势力统治的根据地,即日军所称的“未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解放区”或“抗日中心区”);剩余的80%则是双方混战的区域亦称之为政治真空地带,即日军称做的“准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游击区”)。此后,日中两军都围绕着这一区域,反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按照“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要求,日本华北方面军应在1943年时,把“治安区”扩展到全华北面积的70%,同时还要将“未治区”缩小到10%以下。为了完成这一计划目标,日军全力在华北一带展开毁灭、扫荡、肃正等作战的同时,还要尽力去保护、维持傀儡政权,以及改善与之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
按中方的解释,日军实施的治安强化作战及相应政策,只不过是强化了“三光作战”而已,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其殖民化的统治。恰在此时,冈村宁次大将登场了。
其实,冈村是在1941年7月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因此,他理应不是“治安强化运动”和毁灭、扫荡作战的策划及推进者(“治安强化运动”是华北方面军根据八路军“百团大战”作战情况,在1941年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冈村虽不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最早提出者,但他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积极推进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说他是在华北推行“三光作战”的罪魁祸首也是不为过的——主编校)。恰巧,此时正值中共八路军方面遭受重大损失时期(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1941年7月7日,正是八路军“百团大战”过后不久,而日军的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3至5月]未见大的成效时期,所以,此时遭受“重大损失”的不是八路军,而是日军。冈村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困难局面而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同时,也正如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日军在计不得逞时,则索性实行它之所谓抢、烧、杀的“三光”政策。——主编校),且因冈村本人又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共意识者,就任后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使中共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再一次蒙受了重大创伤。因此,冈村就成为了中共的最大憎恨对象和头号攻击目标。
此外,冈村不但任期最长,而且就任末期又赶上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遂即他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日方称总司令官),此职理应使得冈村深感责任重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冈村宁次是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必须获得他的批准,即华北方面军“除必要的作战外,当将其部分兵力派往伪满洲国境线附近的热河省内作战时,必须获最高司令官的批准方可”。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是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共同联手,在万里长城线南北一带推进设置“无人区”的法律依据所在。
据中方文献记载,冈村发动的这场“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和其后开展的“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翌年(1942年)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结果,给中共边区带来了重大危机。仅1941年的一年间,由千人以上组成的日军扫荡作战就有近百次,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有2次。尤其是向冀中根据地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被日军杀害或抓走的中国人就达到了5万。“冀中平原的很多村庄,一时间呈现出了村村有死者,户户穿孝衣,到处硝烟四起的恐怖景象”。
对于这次所称的“冀中三号作战”,日军方面也极力夸大其战果。据一名原华北方面军的参谋回忆:“此次日军对共军的冀中作战,其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改善了华北的政治战略格局,应该说这是华北方面军的努力结晶。本次作战消灭了共军的冀中三军区,此举也使西部山区的冀西四军区受到了极大影响。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当年的共军活动大大减少了。”(《华北治安战》第二卷)为了保护铁路及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日军在展开扫荡之前,已预先修筑起了3900公里的封锁沟和1300座碉堡;为了达到经济封锁的目的,日军还构筑了自诩为“小型万里长城”的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据中方统计,在此期间,日军共出动了18个大队约5万人的兵力,对封锁线内侧反复实行了彻底的扫荡和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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