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渊书阁MO.YUAN · 阅尽千帆大帽峪是距离蓝旗营以西1５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年，日军从这个只有42户的村里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杀害。全村有9户灭绝，30户无男人。其后，日军又逮捕8人，在审问中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村中病死、饿死及冻死者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为102人，故该村被称为“寡妇村”。
大帽峪是八路军连接五指山及冀东的秘密交通点。村民们抗日决心高涨，全力支持八路军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后4时许，一小队八路军开进村子，他们打算等日落后穿过公路和潵河，向长城一带挺进。傍晚之时，有两个特务向村子这边走来，恰好被要去换岗的曹万章碰上了。来人问他：“村子里有八路吗?”村口的八路军便衣发现后，立即向特务开枪，击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12名村干部和民兵立即随部队向北撤退，村民们也都躲藏起来。
当晚七八点钟，在日本宪兵的率领下，孙德英讨伐队共200余人立即包围了大帽峪。他们架起高高的柴堆点着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为是房子着火了，便纷纷跑回村子。就在人们各自准备从家里抢搬家当时，不幸全被敌人抓住了，用一根绳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儿，押到了蓝旗营。这里还捆绑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从马圈子、南沟、杏树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等十几个“人圈”中抓来的百姓。所有被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日本人命令不许蹲着，人们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脸上都打上红圈，左腕子绑上布条儿。到了第三天日军开始审问：八路军哪儿去啦?村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粮食在哪儿?敌人把汽油浇到马永兴的父亲身上，然后点着火，但其父还是什么也不说。这时，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记录官砸去，不料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在敌人的拷问下，村民们都宁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日军仍然一无所得。2月12日(正月初八)的夜里，日军用卡车把30名大帽峪村民押往兴隆，剩下的30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赶到一个新挖的大坑前，并让他们排好跪在坑边。敌人用玉米秆捆成火把照明，随后，日本军人拔出军刀，沾了沾事先备好的冷水，就挥刀将30人全部砍死。接着，又把30名马圈子和南沟的村民也都砍死在这里。但杨茂林却只身逃了出来，成了这场惨案的惟一幸存者。原来，当敌人押着村民去杀人坑时，他走在人群的前头，趁敌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来，但他的肩上还是中了一枪，那是被追赶的特务用手枪打的。而那些被押往兴隆去的村民们，有的在兴隆或承德被处决了，有的则被押送到营口和辽阳，从此杳无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划为“无人区”，剩下的村民都被赶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据马永兴(72岁)、张志田(77岁)、杨焕兴(60岁)、杨茂清(62岁)的口述和有关史料记载，大帽峪惨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现在已有140户了。
大惨案后，马永兴的母亲领着孩子去了佟家沟“人圈”。马永兴当时担任村青年委员。
张志田的全家总共死了6口人，当时他曾任村长。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动就流眼泪。
杨焕兴是杨茂林之子，当听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照片时，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来。杨焕兴的爷爷杨万富也被日军杀害。
杨茂清当时才9岁，他父亲也被抓走了，后来惨死在承德。当年母亲曾带着他去给父亲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给撵了回来。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我们乘车前去参观当年的“人圈”和杀人坑现场。秋末的太阳落山快，当一行人到达杀人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共有三个正方形的土坑，边长都是17米，深2米。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块低洼地。
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惨案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改日再去采访马永兴。11月20日，这次马永兴又给我叙述了大帽峪村被日军烧毁后，女人们领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来。
马永兴马永兴的口述：
去蓝旗营“人圈”的有：陈永贵的妻子1人。陈永来的母亲、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共4人。司俊林当天不在家，是后去的。
去佟家沟“人圈”的有：
马永兴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共6人。马永兴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潘贵成及其母亲、5个弟弟，共7人，潘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闫万德的妻子、二儿子、两个儿媳妇及3个孙子，共7人，其长子已参加了八路军，不在家。
闫景福妻子、父亲、母亲和两个亲戚，共6人，闫景福当天不在，后去的。
杨万忠的妻子、儿子杨茂如的妻子、3个兄弟和1个妹妹，共6人，杨万忠、杨茂如被日军抓走。
闫景顺之妻1人，闫景顺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个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杀害，两个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两个女儿，共3人，司被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