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渊书阁MO.YUAN · 阅尽千帆规格型号数量九五式野炮黄弹药筒180个九一式10榴弹炮黄弹药筒160个九四式山炮黄弹药筒180个四年式15榴弹炮黄弹药筒20个九六式16榴弹炮黄弹药筒60个九二式10加农炮黄弹药筒40个丙型黄弹2000公斤附件二中的所谓“黄弹药筒”指的就是持续糜烂型毒气，当时陆军省本部已批准它在战场上使用。
报告(B)中的副官是指陆军省高级副官川原直一；报告(A)则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呈给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有关请求提供特种弹药的申请报告。
虽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施放毒气的案件目前正逐步浮出水面，但我认为，它离解开全部真相之谜仍相差甚远。譬如《细菌战与毒气战》之二记述了“日军四处施放毒气残害众多中国百姓”内容，但恰恰就是这部分到目前还未译成日文。该著作中的“放毒大事记”举证了日军毒气作战的744个案例，现笔者将其整理成表附后。另外，吉见义明在《失去法律时效的战争责任》(绿风社出版)的一书中也认为：“日军实施的毒气战现已明朗化”。但他书中举证的日军在武汉作战中使用毒气达375次以上的这个数字，就没有统计在“放毒大事记”之中。日方所搜集的资料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那些日本战犯们的供词。尽管这些资料极其珍贵，但它仍具很大的局限性；而中方的统计又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报告，当然它也未必一览无余、滴水不漏。其中的不足之处，恰恰就在于这里面缺少来自国民党战线上的统计数字。我想，填补这一空白的任务恐怕要由日本的历史学者来完成了。虽然本书也记录了744次这个数字，但我认为，实际数字则远远不止于此。由此可知，如今已统计出来的这744次毒气惨案就足以令人震惊不已，而那些尚未揭露出来罪行又有多少呢?
另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记录的“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中，附有一份“关于日军在中国实施毒战的说明文件”见《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9)《有关毒气战资料》，资料15。。其中记载着：据中国军方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境内使用毒气1312次，死伤者 36 968 人。日军施放毒气次数统计
年度次数放毒大事记统计远东军事审判检察机关记录１９３４１１９３５１１９３６１１９３７１７９１９３８１３８１０５１９３９１２３４５５１９４０１３６２５９１９４１８４２３１１９４２９２７６１９４３８７１３７１９４４５６３８１９４５１２２２合计7441312
毒气试验地——伪满洲国
除本书提到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实地演习之外，“放毒大事记”一文中记录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毒气的案例不多，它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新京第二独立守备队使用糜烂型毒气方面的培训、见阿部清二笔供(1954年9月20日)，(1)—119—2，626，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野战重炮第二联队的实战演习、见宫下胜弥笔供(1954年8月10日)，(1)—119—2，29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3页。三棵树护警队对拘留的中国人进行催泪瓦斯测试，见冲野一行口供(1954年9月16日)，(1)—19—2，697，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4页。以及牡丹江陆军医院院长兵藤周吉在外科手术间给一名拘押的中国人做摩烂型毒气试验见片桐济三郎口供(1954年8月17日)，(1)—119—2，206，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而已。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只是把中国东北、即伪满洲国作为毒气的试验地，而真正实施毒气战则放在了长城的另一侧，即关内。
因此，尽管关东军在兴隆一带大肆残杀百姓，但因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且又是日本鼓吹“五族协合”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内侧，所以它在这里一般很少公开使用毒气作战。而偏岭子村老人们提到的龙井关施放毒气，拷打村民的惨案，理应是驻守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的日军所为。与其说一一审讯这30名村民，还不如统统毒死来的痛快，而这正是毒气战的特点。
据说1941年5月，第九独立守备队第13大大队在承德离宫内举办了一次毒气防卫训练演习，演习中使用的毒气弹是红筒和绿筒。见高桥正三笔供，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02页。那么此次演习的目的何在?它要防卫的敌人又是谁呢?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