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渊书阁MO.YUAN · 阅尽千帆九虎岭村位于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抗日根据地内。1941年以后，中共冀东党分委领导下的迁青平联合县委经常在这地区活动。在九虎岭村中有一个仅有30来户的小庄叫九虎岭庄，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曾两次受到日寇的血洗，数次遭到劫难，其中1943年1月的一次最为悲惨。
这年1月，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委正在九虎岭村开会，承德宪兵队长得到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报告后，鉴于这一带抗日武装的强大，遂立即从承德、古北口两地调集了100余名宪兵，加之喜峰口分队的60余名宪兵，联合组成搜索队，在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的带领下，连夜便将九虎岭庄包围。由于县委干部撤走，宪兵遂对民众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抓捕了19人，将14人当场杀害。其残害的手段令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凌青绥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的。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酉二郎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被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在这个宪兵头目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东军第四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