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一)清晨,滕川命令日伪军将关押在监狱、昊天观和圣人庙三处的村干部、群众300多人,全部4人一串地绑起来,都驱赶到昊天观里。滕川对即将惨遭屠杀的群众欺骗道:“这里八路活动的厉害,皇军为保护中国良民准备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他命令将被折磨得不能行动的张贺等6人活埋在昊天观院内。然后,把300多人编成四路纵队,前后由乘着汽车全副武装的敌伪军监押着,出城东门向南走去。当人们走到大杨官营村北时,有4名群众因遭折磨行走艰难,滕川便命令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
天近中午,敌人驱赶着300多名群众在大杨官营村东公路边上停了下来。滕川立即命令敌伪军一面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干部群众,一面在杀人的场地——大杨官营村西岚山脚下的老牛圈那里做大屠杀的准备。老牛圈是三个相连的大水坑,敌人除在这里的周围架起数挺机枪外,并从村里抬来几个大缸摆在每个水坑前。首先将从大杨官营村抓捕到的农民徐雨年、徐乐年、杨福来3人杀死,留下张永成、丘宽2人,强迫他们往水缸里挑水。布置就绪,刽子手滕川为防备被驱赶的群众的反抗和逃跑,采取了分拨屠杀的手段,把300多人分成三拨。当他们屠杀第一拨人的时候,第二三拨人由少数敌伪军在原地监管着。因从这里到老牛圈相距约有2华里,又有村庄做屏障,使同胞们看不见日军是在那里杀人。
中午,日本侵略军用刺刀驱赶着第一拨100余人来到老牛圈。这时,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举着洋刀“嗷嗷”怪叫,强迫人们跪下,可是,同胞们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当儿,杀人不眨眼的滕川,将战刀在水里一蘸,嚎叫一声,挥刀将一名群众的头砍掉,跟着,其余的敌人也都下了毒手。顷刻,四五十名同胞的人头和尸体滚入水坑,鲜血染红了坑水。这时,东密坞村青年司浩人眼见乡亲们惨遭杀害,怒气冲天,挣断绳子,踢倒身边的日军,撒腿就向南奔跑,边跑边喊:“乡亲们快跑,不要等死!”当他跑出老牛圈,将要跑进兴福寺前的一条大沟时,不幸遭敌枪击,中弹身亡。司浩人的英勇行为,点燃了人们的反抗怒火,当剩下的五六十名同胞刚要四处奔跑时,万恶的日军刀枪齐下,很快将第一拨人杀死。时间不大,敌人又驱赶着第二拨人登上了兴福寺前的高坎。这时,一位抗日政府女干部和一位抱着未满周岁小孩的妇女,看见同胞被日军残杀于老牛圈里的尸体时,就停步不走了,并大声说:“乡亲们,鬼子在杀人,我们不要再往前走去送死……”穷凶极恶的日军朝两位女同胞身上猛刺数刀,她们怒目切齿,破口痛骂日本强盗,最后英勇地倒下了。就连那位妇女怀抱的未满周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被一个凶狠的日本兵拎起双腿劈成两半。
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被分在第三拨里,在日军驱赶着这拨人向老牛圈走去时,他想,不能这样白白送死,跑还有生的希望。于是,他边走边悄悄地弄松绑在手腕上的绳子,当走到村西头一群众院墙外的茅厕时,趁敌人不备,捋掉绳套,钻进茅厕,免遭杀戮,成为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张永成、丘宽因给敌人挑水,也免于一死。据他俩回忆,他们目睹滕川在这次惨案中一气砍杀了群众18人,死于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余人。
万恶的日本强盗杀完人回城后,大杨官营村的乡亲们回来了,他们目睹老牛圈的惨景,一个个涕泪交加悲伤万分。亲人的尸体填满了水坑,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断臂缺腿,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内的尸体都已浮肿腐烂,无法打捞,更无法辨认。乡亲们只好在水坑上面铺了层玉米秸,然后用土简单的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大杨官营村街心,向南流出16华里,汇入滦县商家林村的北泡(小湖),真是血流漂杵。
翌年夏季,山洪暴发,老牛圈里的人头骨被冲出,有的被冲入街心,有的漂泊在庄稼地里,汛期过后,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拾头骨,共拾到头骨312颗,重新掩埋在兴福寺东侧。
面对敌人无比疯狂的“扫荡”和残酷野蛮的杀戮镇压,英雄的迁安人民,没有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们掩埋好死难同胞的尸体,满怀民族深仇大恨,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敌人殊死决斗,与抗日根据地共存亡。广大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1945年,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把侵略者押到了历史审判台上。1959年,参与制造杨官营惨案的凶手之一、原迁安县伪警备大队长汤鹏举,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在铁蹄蹂躏下的迁安,遍地狼烟,村村喋血,家家戴孝,巍巍岚山低垂下泪,绵绵滦河哽咽哀鸣;而今群山起舞,滦河欢笑,到处呈现出文明盛世的景象,但侵略者在这里的罪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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