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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迁安县境内的“无人区”(2)

人间地狱 · 佚名

日本侵略军还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恶毒手段。实行联乡保甲制,十户为一甲,五户联座,一村为一保,数保为一乡。并强令各村组织建立“反共自卫团”(亦称“反共会”)。当时迁安范围内普遍建立了伪大乡。北部“无人区”,以擂鼓台为中心,从于家坎、坎辛庄西至罗屯、沙涧、曹古庄、刘皮庄这块地区有30多个村子建立了“反共会”组织。一部分投敌叛国的民族败类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铁杆汉奸,成为敌人镇压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傀儡”政权和御用工具。日军特别注意利用“汉奸”的特务活动来监视、威胁人民,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口号来腐蚀“无人区”人民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其殖民统治。

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即“无人区”范围内)高玉芝、魏东风、司营、任宝合4个民族败类相继叛变,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抗日工作受到严重威胁,斗争环境异常恶劣。这些汉奸,为讨好主子,不遗余力地“刺探情报”,并带领日军拼命“清乡”搜查,频繁“扫荡”。北部“无人区”的敌人仅1942年8月8日至8月27日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彭家洼、东密坞、西密坞、大崔庄、小崔庄、三岭、芝草坞、大庄、提岭寨、白洋峪、商庄子等北部地区十几个村庄“扫荡”十多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200余人,杀害干部群众100余人,烧毁房屋600余间。1943年底,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抓捕并杀害了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报国会主任李光和建东、建委三名区委主要负责人。更残暴的是日军于1942年9月10日,举行集体大屠杀,将300余名干部群众杀害在大杨官营的老牛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人圈”里的群众一切活动都要在日伪军严格控制下进行,出门要出示“良民证”,否则以“通匪”论处。敌人还强迫村民为其看护电线杆,并落实到人头,以性命担保。

侵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疯狂“扫荡”、“蚕食”,制造“无人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迁安大部分地区被“蚕食”,地方武装被迫撤出,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为避敌锋芒也曾一度转移到外线活动。抗日政府在异常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顽强地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组织群众乘夜间去“人圈”、炮楼喊话,争取伪军弃暗投明。还在伪军和伪大乡中开展“良心大检查”。通过抗日力量的工作,黄金寨、姜庄子、雷庄、高古庄、大庄以及青龙河东岸18座炮楼200余名伪军相继起义,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政府组织群众破坏“人圈”和“遮断壕”,采取了“磨洋工”或“白天挖,晚上平”等办法,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对“无人区”的设置。小关村青年农民郭明奇曾多次组织黄金寨“人圈”里的群众平沟,并放火烧掉了黄金寨“人圈”出入口的吊桥。大庄村报国会主任刘存本动员本村200多名青壮年一夜间将三岭“人圈”木桩全部拆掉,并放火烧毁。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负责人周青还带领白道子村20名民兵,深入口外张杖子俘虏5名监修“人圈”的伪警察。郭明奇等民兵骨干还经常活动在“无人区”,埋地雷袭扰、消灭敌人。敌伪试图在长城沿线东部地区东、西密坞以东建昌营附近建立“人圈”,遭到抗日群众的抵制和打击,始终未能建成。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人圈”也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滦东新区的开辟,“人圈”相继被摧毁。

“无人区”的群众,采取“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办法在田间耕作,通过顽强的斗争,仍然取得了一些收获,尚能保障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军需给养。大庄村报国会主任将一缸小米藏在地窖里,被敌人烧焦,即便是糊小米,也全部贡献出来,以解决抗日政府工作人员“无米之炊”的危难。抗日政府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密切配合,遵照党中央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和“敌进我退”的作战方针,破坏交通,割电线,开展地雷战,主动出击,歼灭日伪军。

八路军第十二团,长期驰骋于长城内外的冀东战场,有着强大的威慑力。为恢复基本区,1942年12月,十二团再度返回迁安,在大贤庄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山本中队5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制造“无人区”的嚣张气焰。十二团灵活机动,出其不意,不断向敌人进攻,为基本区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8月至1943年底,八路军主力第十二团和县地方武装在迁安境内、进行大小战斗15次,毙伤日伪军1036人,俘78人,缴获炮5门、轻重机枪13挺、长短枪500余支,击毁汽车两辆、摩托车1辆,缴获马2匹。

抗日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3年底,全部摧毁了“人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制造“无人区”的阴谋,沉重打击了它的残暴的血腥统治,基本区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从而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