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中间暗暗流传着一支歌:
……
四围修据点,外边围子圈,
邻近老百姓,一齐往里搬,
百姓无住处,四围搭草铺。
七家子八家子住在一个屋,
屋子也不大,住也住不下,
外边下小雨,屋里摸蛤蟆。
名目繁多的罪犯
老百姓搬进“人圈”以后,接着来的是血腥的大检举。
天还没有亮,成行的汽车,成队的宪兵,就把“人圈”密不通风地围住了。他们带着各种毒辣的刑具,各种该死的罪名:“通匪”“济匪”“窝匪”,这是所谓“国事犯”的重罪。
一声哨子吹起,无论你在做什么,都立刻放下,赶去集合。枪尖把男女老少团团围住,然后指名点出,要你招供你是“通八路”,逼你说出八路军在哪里,逼你咬出旁人。不招的话,等着你的是各种刑罚。起先是打,鞭子、棍子、劈柴,拿到什么是什么。其次是灌煤油或辣椒水。第三回把烧得滚烫的开水往身上浇,第四回,把木炭火烧红的铁筷子烙。第五回呢!忽然传你吃起烧饼来,声调也缓和了,劝诱你,要你说出。好家伙,你硬不说,那么最后是枪崩。自然,这次序并无一定,更不包括所有的刑罚,这只是一个名叫徐凤早的青年人所看到过的某一回事实经过而已。
牺牲在大检举里的老百姓太多了,随便举出个数目字吧!前年秋天,宽城一天杀七八十;李庄子被抓去了80多,杀了55名;彭庄子一气杀了6个;山嘴子一下抓走五六十。老百姓一提起来都汗毛直竖,说:“可了不得,汽车三天两天来,一起早谁也跑不出去,圈住了人,也不问青红皂白,拉出去就是毒刑拷打,顶不过刑罚,就胡说一阵,不说的活活打死。”一个小学教员谈虎色变地说:“国事犯这个官司谁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脱两层皮。”
国事犯以外,还有两个特别的罪名:“经济犯”“密输犯”。
“人圈”的老百姓,没有外出和买卖的自由,“人圈”和“人圈”相互间也不准来往,因此,当特务、警察看到什么人穿上一件新衣的时候,就会追问:“你的新衣是哪儿来的,布是哪儿来的?”看谁家吃点肉,就问:“这肉是哪里来的,是谁宰的猪?”而这些买卖布匹私自宰猪的都叫“经济犯”。另外,这个“人圈”里的粮食不准运往另一个“人圈”里去,当然更不准运出“国境”去。要不就成了“密输犯”。
“经济犯”和“密输犯”仅次于“国事犯”的罪。客气的,把你的布匹、粮食、牲口没收;不客气的,就得关上半年一年,教你花费很多的钱去赎出来。
靠了这些罪名,特务、警察也有了更多的敲诈、恐吓、敛钱的机会。
一次,特务卢之本去张栓子家检查,用刺刀挑开柜子,翻到里面一件新衣服,就得意而又假装善意地说:
“啊,这可不得了,穿着新的,日系人看见不好,还是卖给我吧!”
张栓子无话可说,似乎还得谢谢特务的好意呢!于是以原价一半的价钱卖出。以后没穿的,又得偷偷向特务去买布。老百姓就这么越过越穷。
滦平营坊村的村长陈士林,是日本副县长的干儿子。别人不敢贩牛,他在一边怂恿着:“去吧,到围场县去一趟,回来包赚大钱,有什么问题我去干爹那里一说,还有不成的。”
贩牛的商人赶了20多头牛,住在陈士林家里,正筹算着能赚多少钱的时候,那知陈士林早去县里报告,一大队“经济特务搜查班”的人来把所有的牛牵走,把贩牛的商人押去了。
从兴隆县的“人圈”逃出来的徐凤忠说:“我家的配给本掉了,出点钱请特务帮忙再补一本。一面设法买了50斤大米去送礼,打发他个欢喜,那知道配给本没补上,却又出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大米是哪儿来的,这是密输犯,这还了得,我哪儿少这点大米吃。’大米没退还,父亲却叫押起来,于是又是香烟,又是大烟,这儿送礼,那儿花钱,才把父亲放了出来。我们家3条牛就这样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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