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渊书阁MO.YUAN · 阅尽千帆经过几次过筛子刑讯，陆续放出不少人，到康德六年(1939年)初，还剩108人，有人称一百单八将，关在监狱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戴上不同的刑具。这些人，全是承德街和各县有名望的人物，酷刑下招供，刑后翻供，对刑讯不服，弄得伪检察厅很头疼。我们在承德监狱关押半年多，又陆续释放了一部分。最后剩下72名(有人称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于伪康德六年(1939年)六月押转到锦州监狱。我们离开承德那天情景最惨，阴阴的天，早晨掉几个雨点，吃完早饭，看守叫放茅(上厕所)，不大会儿放茅时间到，又赶紧回监号。有的进监号还没坐稳，看守又叫到院里集合。顿时，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把我们包围起来，端着刺刀，个个如狼似虎嗷嗷乱叫，把我们这些囚犯两人一个手铐一对一铐起来，又4个一根绳，一串一串地捆起来。大家都以为要进行集体屠杀。然后由警察拖上汽车，一共几辆汽车我说不清，不叫随便看。汽车上的宪兵架着机枪，上车后，都让低着头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出监狱门，我从车厢板空隙看到，路两旁站着很多人，有的放声大哭，尽管警察宪兵像疯狗似的狂吠乱咬驱赶人群，人群就像潮水般地随着汽车流动，哭声越来越大，逐渐连成片。我们这些车上的“囚犯”都预感到这是送葬的队伍。汽车开出监狱大门一直向东走。汽车开到二道街子附近，车上有几个“囚犯”也放声哭起来。当时我也以为是集体屠杀，心中觉得特别冤枉特别凄惨。有的家属在街上叫着名字哭，囚犯没有不落泪的。那种悲惨景况真像杜甫《兵车行》诗中写的那样：“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汽车直向河神庙杀人场(今市教育局后勤那地方，原先有个河神庙，是民国时期的杀人场)开去，有的人就想跳车。当汽车开到小南门回民杨家院门口时又朝南拐下去,顺武列路直奔火车站。这时，我的心才掉了肚。路旁几乎没人了，汽车也开得快了。到了火车站，又是一片人群。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人群隔在场外，囚车一直开到站台上。警察和日本兵在四周站岗，高处支着机枪，把我们推下车面向北山低头坐着，不许左顾右盼。只听站台外一片哭喊声，非常揪心，面临生离死别，真是“……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无论是站外的家属，还是站台上的囚犯，皆知此一分，是今生难会面的诀别。我们在车站呆一个多时辰，然后坐票(火)车拉走。夜间到了锦州监狱，砸上脚镣入监房，我的心中才平静下来。康德七年(1940年)初，伪锦州高等法院依据检察厅在承德刑讯形成的起诉材料开庭进行一审，将我和苏士纲判死刑，其他人分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法庭一审没有用刑，绝大多数人都不服判，我当庭就申明不服判决要向最高法院上诉。判后，把我和苏士纲砸上重铐重镣关进死囚牢，等待新京训示。
监狱看守把犯人当成摇钱树，对囚犯敲骨吸髓。本来监狱生活特别苦，早晨一碗粥，中午一碗饭，晚上一碗粥，有时给一碗菜汤，有时啥菜也没有。犯人有病不给治，医官下监巡诊，也是一看了事。就这样，看守还经常打骂虐待。师范音乐教员倪治仁和陈永孝、苏士昌、苏华、张贵山、白子厚、孟彦博和殊像寺喇嘛络凤桐等人均被看守打死。不想受罪的人就得给家人写信要钱，家中把钱寄到会计科，个人说明理由，领出一点，暗中送给看守，才能免灾。在锦州监狱3年多时间，我零星送给看守几百元。我的上诉书呈上之后，锦州高等法院通知可以聘请律师。当时无论法官和检察官全是日本人充任，聘请律师也必须是日本的，我花两万块满洲票，聘请一个原在日本高等法院当院长，后因年老当律师的名叫上山的法学家。他看了我的上诉书，又到监狱听了我的陈述，他对案中定我带领队伍在滦平县某地进行操练的时间和我去日本观光的时间(1937年3月，伪锦州铁路局组织的锦热两省半费旅日观光团)有出入，产生了质疑。上山律师根据我提供的出国证据，他又回国进行了调查。先后经过1年多时间，将我出国护照、照片、指纹等文字证据拿到锦州高等法院。康德九年(1942年)八月立秋前夕，经新京伪最高法院院长批准，最高法院在锦州高等法院组织合议庭，进行二审判决，上山律师在法庭与法官展开了争辩，当庭出示了证据，证明案中定我带队在滦平进行操练是假的，否决了我当“救国勇士团团长”的认定罪。团长没有人，救国勇士团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伪最高法院日本人审判长元林通过翻译说：“你们这些人虽然少有犯罪证据，但是对满洲帝国心怀不满，可是经长期(4年)教育，脑筋总是有改变的，国家对你们特别宽大，今天放你们回家，要做忠于帝国的顺民……”就这样，日本法官羞羞答答地当庭宣布无罪释放了我们这些坐了4年冤狱的“囚犯”。有37人先后在刑讯室和狱中被折磨死，有不少人被蹂躏成为终身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