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很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已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戳伤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灵强烈震颤,使我们永远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陈群团长带领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们,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们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冀东党政领导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八路军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血腥的大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以后更加巩固,后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跃,人民抗日斗争更加坚决了,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从1952年始,又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愤的潘家峪惨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带广为传唱。沧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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