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其他人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惟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烧成半焦半黑。她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了血污……
潘成74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挑去给日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军又举起老人7岁的小孙女,扔入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4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机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烧,忙从压在身上的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墙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燃烧起一片大火,浓烟里蹿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7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
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本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血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雷烨随同丁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赵尚全(区长)、吴玉山(区长)等来到潘家峪。先是到潘家峪周围村庄慰问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现场。雷烨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写了《惨杀场视察记》。文中写道:……
石桥边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们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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